贸易战是否将导致宏观溃败？

10年前的一场全球性危机仍历历在目，在美国，次贷引发了金融系统性危机，但在中国，持续的通货膨胀引发的货币紧缩是当时宏观经济崩溃的导火索。

与10年前的情形相比，当前中国与美国的状况显然完全不同，美国方面，经济增长动力充沛，就业市场持续活跃，最令美国自信的是，整个金融系统呈现出大萧条以来最为良性的运行状态，10年前的有毒资产现在已经摇身变成浮盈巨大的良性资产，就连美联储量化宽松下买入的资产也给联储带来了巨额收益。如此状况，是特朗普敢于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贸易战的经济基础。

中国的情形也与当时完全不同，与10年前高达8%的CPI相比，最新公布的中国CPI只有1.8%，呈现出实际的通缩状态，不过，这是在不计算住房价格10年涨了10倍的情形下得出的结果，房价的现实情况反应出人民币对内已经严重贬值，而较低的CPI却是人民币对外严重高估的现实，这种矛盾的数据对于整个宏观认知可能带来系统性的严重误读。

中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连续处于景气点之上，支撑官方对于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的判断。市场的恐慌来自于对于贸易战后果的担忧，但是导致最新一轮股市下跌的导火索却是中国消费零售数据的超预期低迷。

投资、出口和货币增速早已不支持宏观经济新一轮的扩张，但是由于中国国内消费占经济总量的比值在前几年就已经跨越50%的门槛，所以这一数据对于验证是否宏观向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是最后一道防线，但是，最新公布的5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只增长了8.5%，大大低于预期，再次创出新低，其实这才是近期市场的最大杀器。它至少从几个维度验证投资者的忧虑：一是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由于房价的失控，从一线到三四线城市的居民，普遍存在着透支购买、提前购买和高杠杆购买倾向，导致中国居民的杠杆率在最近的三年里从30%左右迅速攀升到50%，已经达到美国次贷危机前的高水平，中国居民的财富更加迅速地向房地产集中，这不仅导致了越来越大的金融风险，而且对居民购买力形成严重压制，中国经济赖以生存的最后一驾马车终于也显露出了疲态。

通过减税和消费鼓励政策可以在短时间内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消费的增长归根结底取决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但是即使在当前居民债务率恒定的情形下，增加居民收入也将是一项非常高难的任务，因为企业的利润率正在见顶，无法支持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贸易战将从就业率、经常项目盈余和汇率等方面对居民收入构成威胁，这才是未来宏观方面最大的隐忧。

这一方面的结论可以从最近两次降准的效果得出结论。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虽然向商业银行注入了更多的可投入商业信贷市场的资金，但是，它也从另一方面证明整个货币资金池规模的萎缩，中国外汇储备自2014年见顶以来，最近几年正以比较缓慢的速度缩减，目前稳定在3万亿上方，但是这样的成果是在去年以来采取非常严厉的外汇管制措施后取得的，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展开，中国的贸易顺差规模将会显著缩小，这不仅直接对于就业水平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会导致外汇流入的骤减，人民币发行赖以锚定的硬通货将会加速减少，货币供应的任何冲动都会受到这个趋势性因素的严重制约，就象2000年起货币供应的洪水无法阻挡一样。这是一个需要许多年以后才能清楚辨认出来的拐点。

人为让人民币贬值同样是一个不值得提倡的做法，这样做虽然可以部份抵销贸易战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也可以用来作为与对手搏奕的工具，但是，显而易见的缺点是，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国际收支状况，主动贬值将会使高估的人民币贬值自我实现得到强化。在人民币被认为高估的情形下，任何继续注水的行动都会导致本币的持续贬值。

我们可以选择的政策空间其实已经非常有限，贸易战看来是难以避免，但是在中国当前的情形下，如果有和解的机会，哪怕是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至少这些代价是可以计算和预期的，中国无法承受无法预期和计算的损失。